在符合法律保留之后，国家权力就具备了启动条件，但在合法行使要件上还应当遵守比例原则、正当程序原则等诸多限制。

早在1908年发生的穆勒诉俄勒冈州案中，此种立场就曾显现。在有的国家，它可以某种特定的形式（比如上文提及的专家证人意见）成为法定证据。

先前的普莱西诉弗格森案确立了隔离但平等原则，辩护了隔离的正当性，而在布朗案中，为推翻先例中的原则，上诉人及其律师竭力从社会科学中寻找有力证据来证明隔离对黑人孩子会带来巨大的心理伤害。比如，朱苏力教授的观点就十分鲜明。在这些情况下，司法裁判很有可能对法律之外的因素开放出空间，如霍姆斯法官所言，重大案件之所以重大，并不是因为其在塑造未来法律方面的重要意义，而在于某些直接的压倒性利益吸引了人们的情感，并扭曲了判断。尽管朱苏力教授也认识到这一判断在法律上并无依据，但他努力寻求并提供了一些社会科学论据，比如，大量的犯罪学实证研究表明，家庭中一人坐牢，全家在经济、社会体面、教育、工作和生活等多方面都会受到牵连。据学者介绍，社会科学在确定裁判性事实和提供立法性事实之外，还有第三种用法介于二者之间，吸取了它们的一些常规的元素，但又与之根本不同，学者们将这种社会科学在司法中的运用称为提供社会背景（social background）或社会框架（social framework）。

社科法学者在分析法律问题时，能够在细微之处显身手，以小见大，对案件事实处理得细致入微。英美证据法承认专家意见，将其视为一种正式、有效的证据类型。社会法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私法的公法化，即维护社会正义必须借助于公权力的力量，让公法介入各种纯粹私人法律关系，遏制资本和财产权的压迫性，实现社会公平和具体平等。

法治在消除基于身份和等级的传统不平等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但形式正义却制造出基于财富与能力差异的新的支配和不平等，贫富间的悬殊差距重新撕裂着社会。它实际上证明了，法律的本质和理念并非抽象理性的产物，而是必须适应特定的社会现实。因为正义的核心内涵是平等，而平等也是一个纯粹形式原则：平等要求相同者相同对待，不同者不同对待，但它既无法确定把谁当作相同者或不同者，也无法确定什么是同等对待或不同对待，而只是规定了正义的形式即标准的平等，并未触及法律的内容。依法治国的核心概念是法治。

在拉德布鲁赫看来，所谓社会法并非仅仅是用来保障弱势群体权益的一种特殊的部门法，而是在更重要的意义上体现了法律从陈旧的形式正义向新型的实质正义即社会公平的深刻转型：因此，所谓的社会法就表现为公平对僵化的正义的胜利。在今天，法治已超越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分歧，成为世界性的普遍共识。

马克思早就批判过这种把私有财产理解为财富的外在的无思想的对象性的观点，指出人的关系才是私有财产的本质。平等不再是法的出发点，而成为了法秩序的目标。结语 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视域中，法治是市场经济的产物。然而，从社会公共福祉的立场看，形式正义和形式合法性的缺陷与困境暴露无遗：第一，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形式正义造成了巨大的实质不正义与社会不平等，从根本上违反了法治的精神。

通过抽象，人们从实体性的经济关系的冥想中得出法律秩序这一概念，私有财产才第一次变成形式上完美而普遍的财产权概念，它不再关心实体物，而是在最普遍的意义上表现为黑格尔所谓自由的定在，即成为一种理性的、规范性的、形式化的关系概念。这几乎将马克思法律观与现代法治的本质联系乃至奠基作用完全予以遮蔽。而实际上，法律概念的逻辑受制于市场社会关系的逻辑，而绝非以主观意志为前提的纯粹规范：各种最自由的立法在私法方面，只限于把已有的法表述出来并把它们提升为普遍的东西。所以马克思说：流通本身不会产生不平等，而只会产生平等，而把一切自然的或想象的差别扬弃，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

历史上，具有形式合法性的专制主义政权屡见不鲜，最惨痛的教训是纳粹德国时期的不光彩的法律。法律最微妙的政治后果恰恰是法律与市场经济的内在契合，即法律是通过一种普遍化的抽象方式，把个人利益转变成公共利益，也就是在公共性框架内重新安排个人利益的获得途径，把公共福祉确立为目标和义务，同时把个人利益的追求变成合法的权利。

对此，我们需要从法哲学上加以论证。或者用凯尔森的说法：哪里有利益冲突，哪里才需要正义。

通常将对这一问题的实证研究追溯至韦伯。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市场经济作为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现实基础，是现代经济生活的合理而有效的组织方式，它对一个国家的兴盛和国民的福祉来说命运攸关。故而在‘人这个形式平等概念的基础上，财产自由与契约自由一起构成了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也构成了事实不平等的法律基础。正因为马克思珍视它，所以才对它在事实层面的有限性和本质缺陷进行批判，为它揭示出更高的理念和标准，使之能够向着人的自由本质的更高理念开放。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界定，正义的核心是平等，平等就是相同者相同对待，不同者不同对待，使每个人各得其应得的东西——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它是一个应然性原则。只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才使得对权力之法律的理性解释成为可能，因为，正是这些经济关系引起了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分离和对立，在这种对立中，纯粹的统治分解为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并不知不觉地采取了私人利益的形式，也就是采取了私法的形式。

第二，形式正义和形式合法性也可以为专制政府乃至暴政服务，从而把法治彻底引上歧途。这一点在缺乏发达市场经济作为背景的公法领域表现得更加明显，在这里，法律的发展总是遇到巨大的阻力。

但法律的现代形式，即客观公正的规范体系和完整严格的程序体系，却只是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才充分发展起来。确切地说，这种作为实在法之效力的正义，乃是一种解决冲突的方法，因为所谓正义是以社会中各种紧张关系和冲突的存在为前提，正义的目标就是解决这些冲突，达到所谓对抗的平衡。

卢梭发现，法律的本质不是强力，而是出于人们自己同意的自我立法。人们根据马克思一些论述和论点指认马克思最有代表性的法哲学观点是：法律被经济结构和财产关系所决定，它只是认可现存的关系，而没有自己独立的存在和历史。

比如，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以英国工厂法为例，充分肯定了使国家法律成为对工人阶级权利的强有力的社会屏障的意义。拉德布鲁赫的实质正义观在他的社会法理论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他的深刻影响。由此导致的一个重大后果是，法律的实然正义必须以一种相对主义来终结：实在法的有效性无法被理性地证明，只能由权威的意志来决断。与财产自由联系在一起的契约自由在社会现实中是社会强势的支配自由，是社会弱势者对支配的依附。

由于法律的正义本质及其具体内容的正当性对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乃至每个社会成员都是不同的，对冲突的解决只能是一种出于良知和意志的决断，而不可能通过理性和科学的认识来解决。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即随着个人利益之发展到阶级利益，法律关系改变了，它们的表现方式也变文明了。

根据马克思观点，在政治上取得胜利的立法者将其特殊利益转变为普遍性的法律，但法律的形式特性决定了他必须承认自己也接受这一法律的拘束力。这种自我立法，即以有利可图为目的的相互承认的契约，正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真实之义。

按照美国制度经济学家康芒斯的看法，所谓法律的正当程序就在于，它把市场经济中的私人利益变成公共利益，把私人目的变成公共目的，使资本的商业行为受到公共义务的制约，从而赋予其正义性和道德性。这是因为，任何法律都不能仅由抽象的正义理念推论而得，正义理念只是法律的应然性和可能性，法律的完整现实则来自特定社会情境中的特定价值体系和具体生活关系，正义存在于历史性的法律现实之中，法律是有意识服务于正义的现实。

第三，马克思法哲学批判在当代西方法哲学中的理论效应，表现为后者对现代法治发展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沿着马克思揭示的理论方向，超越西方法治传统的形式正义教条，强调作为实质正义的社会正义在法治中的地位和意义，使法律的形式正义尽可能内在地蕴含在实质正义之中。虽然马克思完全承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现代法治奠基这一实然事实，那正是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的表现。拉德布鲁赫认为，为了得到法律效力带来的安定与规则，法律与权威的联结、由超法律的力量产生法律、既成事实的正当性等是不可避免的：法律之所以有效，不是因为它能得到有效的实施，而是只有在它（真的）有效实施时才算是有效的，因为只有此时，它才满足法的安定性的要求。拉德布鲁赫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德国法哲学家。

历史上，买卖交易古已有之，法律并不先验地预设一个和平状态，早期的贸易经常和武装抢劫混合在一起，所以早期的法律（包括罗马法）包含了大量自力救济的因素。如前所述，法治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就，是当代世界各国普遍追求的政治价值，这是因为，安定和谐的法律秩序是一切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共同需要。

马克思指出，从表面事实看，基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秩序当然是正义的：流通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过程，不但尊重自由和平等，而且自由和平等是它的产物。前资本主义的财产概念，无论作为武力侵占的物，还是作为自己生产和使用的物，其财产关系都表现出原始的、自然的、有限的形式，即它不是法律基础上的普遍的平等权利，而是伴随着侵占和保护等偶然行为的特权。

……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自由和平等不过是另一次方上的再生产物而已。法律的相对性意味着：没有任何人可以确定什么是正当的，那么就必须有人规定什么应该是正当的。